七十歲的 Ian Buruma 回憶1970年代到日本居住的六年，那時在亞洲的老外遠沒有現在多，除了外派到當地的公司主管，就是全球流浪的“性癖流亡者” - 這些藝術家、音樂家、作家等在帝國時期流亡到殖民地找尋自己的一塊樂土，在兩個大戰中在歐洲做最後狂歡，戰後繼續流亡到北非、亞洲等地。是 Christopher Isherwood、Paul Bowles，或是他身邊把情人收做養子，一起生活在鎌倉古屋裡的 John Roderick。怪不得回憶錄要等四十年，這些主角大多離世，好誠實寫出當年各種生猛。
1970藝術圈的狂歡，他覺得已經去晚了，錯過了六零年代的暴衝反動，滿是革命失敗的苦味，以頹廢的性狂歡和各類癲狂的藝術形式表現。東西並不像今日如此親密，他們像楚浮電影裡慾望著東方娃娃，娃娃也公平地將他們當自己慾望的替身。書中描寫他身邊友人和一位熱愛 Eric Clapton 的日本女性交往，友人長得完全不像卻也樂得接受，直到對方在激情時分，忘我喊出：ERIKU！！！！！
這樣直剖的自我清算遍佈整本書。雙性戀的他會直接寫在 LA 的性冒險「整個晚上我只記得那個男孩是台灣人」，也勇於分析「怎麼說都難以不被當成種族歧視，但誰也避不開刻板印象，就連對中國深刻了解，住在北京多年的漢學家朋友，也曾直接告訴我和中國女性做愛時總擺不開‘我在幹中國’的感覺……」。
除了爺爺輩才能放手一寫的體會，他也描寫當年與矢頭保、森山大道、荒木經惟、東松照明、篠山紀信交流，混跡寺山修司的天井棧敷、土方巽的暗黑舞蛹，隨著唐十郎的狀況劇場去環遊演出。在這些小劇團裡他就像西方吉祥物，不是演希特勒，就是大叫「我是午夜牛仔」的俄國人。一方面他被強迫融入日本各種文化肌理（師徒制、男女差距），一方面他知道無論多努力，他永遠不會被當作日本人：他的小劇團家庭夢在某夜慶功宴顯出原形：見到喝醉的大師拿煙灰缸丟演員妻子時，還是會反射性阻止「你不可以這樣對待女性！！」而被對方回以「你終究還是個死鬼佬！！！」
好奇的西方青年已是雞皮鶴髮的文化學者。他知道日本終究是封閉社會。他近距離觀察日本“大師”們對西方怯後生懼，羞後有恨的心情。這些觀察也影響他後來的世界觀與研究方向，完整一個青年文化學者的畫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