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消暑書單

《留下我悲傷的故事》和《奧許維茲臥底報告》都發生在二戰尾聲（1940 - 45）：烈寧格勒圍城時的蘇聯少女眼看一家人逐一餓死，潛入集中營的波蘭地下軍官，以第一人稱偶爾看來輕鬆的日記和報告白描最不可思議的人類罪行 － 人吃人、人殺人 － 各式各樣猶如宗教警世畫一樣的殘忍在地表上發生。每個人細心清算每日的食物，圍城裡用動物軟骨做成的補牆膠能做成“美味的”假肉凍；集中營負責清算外來物資（新犯人的行李、家屬寄來的物資）的犯人把所有甜點扔進一個鍋裡煮，“還從鍋底撈出一塊肥皂”。

然而圍城裡有電影、歌劇；集中營裡最好的工作是加入管弦樂團。少女描寫地上的新芽、樹林的光，時不時染上瘧疾進入高燒的臥底軍官充滿英雄式的巨大精力，肉體的脆弱和精神的敏銳在極端情境中互相刺激。少女在圍城尾聲撤離烈寧格勒，終身未婚。波蘭軍官抵抗完納粹，回到華沙後，把報告交與英國的行徑被波蘭共產政府以顛覆罪名逮捕，以他口中“比起來奧許維茲真是小意思”的酷刑折磨了一年，最終判刑處決，屍骨與英雄行徑一起消失在歷史中，後者直到90年代才再次被提起。

《快樂的死》的主人翁殺死半身不遂的朋友，帶走了朋友的大量金錢，找個地方給自己佈置了離群索居的世界裂縫：每天在陽光中游泳，吃餐館送來的飯，時不時邀請朋友，娶了個偶爾才出現的妻子。卡繆二十出頭的長篇小說，主角個性和《異鄉人》差不多，但整體來說比後者還冷冽，雖然把他“唯一的道德問題只有自殺”的哲學說的更明白，但也更令凡人費解。終究被他放棄，在死後才出版。


《寂寞島嶼》每個都想住，每個島上都寄放著我的某一個人生：

“...一座小得連站在島中央都還聽得到海潮聲的小島...... 一有颶風或嚴重乾旱毀了收成，很多人會選擇快速死亡。未婚女子通常會上吊或游向大海，有些父親會帶他們得兒子坐上獨木舟，走一趟有去無回的海上之旅。他們寧願死在橫無涯際的海洋中，也不遠在陸地上慢慢餓死。”

...... 這是在描寫無人島嶼還是我那些連環車禍一樣的人間交情？各有各不同的法則、氣候、歷史和人性，但每個都與世隔絕，一進俗套就全體喪生，不留活口，無論是三千年的歌謠，還是窗台上仍然冒著煙的昨夜笑語與默契。沒有人是一個島，或每個人都是一個島，兩者同時存在。


十年後第一次在亞洲渡過整個夏日，午後讀書，午夜寫字，中間的夜裡漫步出門看看人群，看看電影。這個緯度的時間感不同，下半年骨牌一樣地倒過來，一日、一周、一個月，在著溫度裡快速溶化消失，不留痕跡。好像什麼又都不需怎麼擔心了，也不急著找什麼，去哪裡，也不知道是儲存著某種未來可能用得上的意志，還是仍然消耗著過去累積下來的肌理。

最好是找片海，甚麼也不想地漂流於上，直到自己變成了島，變成了沙，變成了海。變成了秋，再慢慢沈積起來。

《桃紅柳綠，生張熟李》

最喜歡火車。喜歡那不動的移動，喜歡那往黑暗裡奮不顧身的勁頭，更是因為童年，爺爺時常背著身為長孫女的我，下樓，走進路燈照著的小巷，拐個彎，就能看到火車了。黑夜裡能看到多少也很難說，但那聲音就多麼教人興奮！我在那學會了等待，學會了目送，學會了車來車走，學會了旁觀這世界的各種模樣聲響，津津嘖嘖，回味無窮。

長大以後，母親告訴我，她剛結婚的時候，時常去同一個地方，沿著鐵軌來回走。婚前工作的母親因父親望族家的傳統成見，婚後不能再出去工作。她在家裡等啊等的，等到父親前，先等出了怨。年輕氣盛的父親若不耐煩的說了幾句，等他出門以後，她便一個人在鐵軌上散步，想著各種死，就這樣懷了我。

可能因此，我對生死的態度從來有些不同，總覺得他們是同一件事，靠得這樣近，像同一扇門的兩邊。我們最巨大的害怕，不是來自被母腹推出，第一次感覺世間萬事不可違逆的痛苦嗎？懼生在懂事以後變成了懼死，害怕那陌生不可知的，害怕那自己不能控制的。我們害怕死，像我們害怕生。

我們從詩意的概念中，生到這污糟的世界裡來，萬塵萬峰，爬到肉體終於徹底衰亡的一刻，才能終於回到那靜默如光的皚皚黑暗裡。像褪色的墨跡，一點點地完全消亡，直至分子電子基本粒子。肉體是靈魂的載體，也是相作用的負擔。肉體死了，靈魂重生。於是生何喜，喪何慟？

我在這個世界沒有問題，這個世界就是我的問題。


活著就是我的問題：我的存在不來自我的意志，我只是存在了。

留著我的，只有好奇。因為無法解釋，於是可以虛擬各種答案，自己的，別人的。“活著”本身讓我好奇。像期待那沒有定時的火車，從遠方嗚嗚而來 - 不報期待的等待是最純粹的等待 - 我只是等你經過。火車來是為了離開，但一旁的我經歷了它，它的氣味、體溫、聲勢、動態，它在我心中永存的美感，概念形成、實踐、驗證與改變的各式蓬勃生意。

這就是我第二本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