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8/17

盛夏消暑書單

《留下我悲傷的故事》和《奧許維茲臥底報告》都發生在二戰尾聲(1940 - 45):烈寧格勒圍城時的蘇聯少女眼看一家人逐一餓死,潛入集中營的波蘭地下軍官,以第一人稱偶爾看來輕鬆的日記和報告白描最不可思議的人類罪行 - 人吃人、人殺人 - 各式各樣猶如宗教警世畫一樣的殘忍在地表上發生。每個人細心清算每日的食物,圍城裡用動物軟骨做成的補牆膠能做成“美味的”假肉凍;集中營負責清算外來物資(新犯人的行李、家屬寄來的物資)的犯人把所有甜點扔進一個鍋裡煮,“還從鍋底撈出一塊肥皂”。

然而圍城裡有電影、歌劇;集中營裡最好的工作是加入管弦樂團。少女描寫地上的新芽、樹林的光,時不時染上瘧疾進入高燒的臥底軍官充滿英雄式的巨大精力,肉體的脆弱和精神的敏銳在極端情境中互相刺激。少女在圍城尾聲撤離烈寧格勒,終身未婚。波蘭軍官抵抗完納粹,回到華沙後,把報告交與英國的行徑被波蘭共產政府以顛覆罪名逮捕,以他口中“比起來奧許維茲真是小意思”的酷刑折磨了一年,最終判刑處決,屍骨與英雄行徑一起消失在歷史中,後者直到90年代才再次被提起。


《快樂的死》的主人翁殺死半身不遂的朋友,帶走了朋友的大量金錢,找個地方給自己佈置了離群索居的世界裂縫:每天在陽光中游泳,吃餐館送來的飯,時不時邀請朋友,娶了個偶爾才出現的妻子。卡繆二十出頭的長篇小說,主角個性和《異鄉人》差不多,但整體來說比後者還冷冽,雖然把他“唯一的道德問題只有自殺”的哲學說的更明白,但也更令凡人費解。終究被他放棄,在死後才出版。


《寂寞島嶼》每個都想住,每個島上都寄放著我的某一個人生:

“...一座小得連站在島中央都還聽得到海潮聲的小島...... 一有颶風或嚴重乾旱毀了收成,很多人會選擇快速死亡。未婚女子通常會上吊或游向大海,有些父親會帶他們得兒子坐上獨木舟,走一趟有去無回的海上之旅。他們寧願死在橫無涯際的海洋中,也不遠在陸地上慢慢餓死。”

...... 這是在描寫無人島嶼還是我那些連環車禍一樣的人間交情?各有各不同的法則、氣候、歷史和人性,但每個都與世隔絕,一進俗套就全體喪生,不留活口,無論是三千年的歌謠,還是窗台上仍然冒著煙的昨夜笑語與默契。沒有人是一個島,或每個人都是一個島,兩者同時存在。


十年後第一次在亞洲渡過整個夏日,午後讀書,午夜寫字,中間的夜裡漫步出門看看人群,看看電影。這個緯度的時間感不同,下半年骨牌一樣地倒過來,一日、一周、一個月,在著溫度裡快速溶化消失,不留痕跡。好像什麼又都不需怎麼擔心了,也不急著找什麼,去哪裡,也不知道是儲存著某種未來可能用得上的意志,還是仍然消耗著過去累積下來的肌理。

最好是找片海,甚麼也不想地漂流於上,直到自己變成了島,變成了沙,變成了海。變成了秋,再慢慢沈積起來。

2014/08/03

《桃紅柳綠,生張熟李》


最喜歡火車。喜歡那不動的移動,喜歡那往黑暗裡奮不顧身的勁頭,更是因為童年,爺爺時常背著身為長孫女的我,下樓,走進路燈照著的小巷,拐個彎,就能看到火車了。黑夜裡能看到多少也很難說,但那聲音就多麼教人興奮!我在那學會了等待,學會了目送,學會了車來車走,學會了旁觀這世界的各種模樣聲響,津津嘖嘖,回味無窮。

長大以後,母親告訴我,她剛結婚的時候,時常去同一個地方,沿著鐵軌來回走。婚前工作的母親因父親望族家的傳統成見,婚後不能再出去工作。她在家裡等啊等的,等到父親前,先等出了怨。年輕氣盛的父親若不耐煩的說了幾句,等他出門以後,她便一個人在鐵軌上散步,想著各種死,就這樣懷了我。

可能因此,我對生死的態度從來有些不同,總覺得他們是同一件事,靠得這樣近,像同一扇門的兩邊。我們最巨大的害怕,不是來自被母腹推出,第一次感覺世間萬事不可違逆的痛苦嗎?懼生在懂事以後變成了懼死,害怕那陌生不可知的,害怕那自己不能控制的。我們害怕死,像我們害怕生。

我們從詩意的概念中,生到這污糟的世界裡來,萬塵萬峰,爬到肉體終於徹底衰亡的一刻,才能終於回到那靜默如光的皚皚黑暗裡。像褪色的墨跡,一點點地完全消亡,直至分子電子基本粒子。肉體是靈魂的載體,也是相作用的負擔。肉體死了,靈魂重生。於是生何喜,喪何慟?

我在這個世界沒有問題,這個世界就是我的問題。


活著就是我的問題:我的存在不來自我的意志,我只是存在了。

留著我的,只有好奇。因為無法解釋,於是可以虛擬各種答案,自己的,別人的。“活著”本身讓我好奇。像期待那沒有定時的火車,從遠方嗚嗚而來 - 不報期待的等待是最純粹的等待 - 我只是等你經過。火車來是為了離開,但一旁的我經歷了它,它的氣味、體溫、聲勢、動態,它在我心中永存的美感,概念形成、實踐、驗證與改變的各式蓬勃生意。

這就是我第二本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