鯨魚、烏賊和我們的記憶 The Squid, the Whale, and the Memory （下）

"就算沒有辦公室，世界也一樣轉動。除了生出一堆字和紙，它毫無用處。”

“做服務生又有何創意可言？”

“我提供歡愉。”

Chole in the Afternoon (1972, Eric Rohmer )

開創行為經濟學的諾貝爾得主 Daniel Kahneman 認為，我們之所以無法精準衡量快樂程度乃是因為我們從未仔細分辨兩個時態：經驗和記憶的兩個時態。經驗是每個當下，可樂冰涼刺痛滑過你喉嚨的那一刻。記憶 則是那一刻過去以後，你“想”著可樂真好喝，或“噢那天吃完炸雞喝的那杯可樂真是透心涼。”的這個想。在他的研究中，住在天氣陰鬱的 Ohio 州和天氣晴朗的加州的“經驗快樂”基本上差不多，但兩州的居民卻都相信住在加州較為快樂。他們經驗了相同的感受，但 Ohio 的居民卻相信自己較為悲傷。

腦子不是一個放映室，也不是一塊錄音帶，每次都能放映出原本的影像。腦子是一個說書人，任性改變故事長度和細節。蓋洛普在全球做的普查發現，一個人對自己的 生活是否滿意，和他平日是否真正快樂是完全不同的。一個人可能會因為有車有房，擁有美麗的妻子和成功的事業對生活感到滿足，因為“沒什麼好不滿足”，每日經驗到的快樂程度卻和路邊的地盤工人相同。更重要的是，路邊的地盤工人雖然每日經驗著快樂，卻很有可能相信身邊衣冠筆挺的實業家的確比他快樂。

Daniel Kahneman 問：如果我們將失去一個旅途的記憶，你還會選擇去同樣的地方嗎？或是我們可以這樣問：如果所有車都沒有品牌，外觀也都一樣，你還會花大錢買一樣的車嗎？這 不是要請大家淡薄名利，而是指出雖然所有體驗都只有三秒，但記憶永存。一個麻煩萬分的巴黎旅程可能在回憶中顯得甜蜜發光，一台車無論多高級，都不會降低通勤的痛苦，但卻能在你想到它的時候讓你心滿意足（我終於是個寶馬王子了）。

在所有快樂專家請我們專注於當下的時候，或許還有另一個選擇：換一個樂觀的說書人。把快樂的事情寫下，把痛苦的事情寫的更快樂。更重要的是記得告訴自己：從來沒有一件事情重要到像你想著它的時候這樣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