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

我真想丟下一切﹐現在就馬上下山去﹐但這樣也不行。想要丟下一切﹐卻已經陷下太深了。最簡單的事就是放聲大哭﹐可是也不能哭。我覺得好像更早更早以前早已經有真正值得我哭的什麼理由存在了。

2003年初﹐我剛從大學畢業﹐在美國東北部住了半年。六個月的時間裡﹐我一邊逛了為數可觀的博物館﹐一邊做些性質不同的工作。時間一半在紐約﹐一半在華盛頓特區﹔前者充滿什麼也不在乎的成功氣息﹐後者則棋盤縱橫地劃滿正當性。三月﹐美國開始攻打伊拉克﹐電視裡有製作精美的片頭﹐配合扣人心弦的新聞音樂﹐”America at War"﹐紅白藍三色的邊框這樣寫著。美國以外的國家﹐稱此行為 “Invasion of Iraq"。

美國﹐還有我認識的那個美國人﹐激烈地打擊之前二十年人生裡建立起來的價值觀。某些對話﹐在之後幾年還從惡夢裡呼喚﹐也會在腦子裡憑空出現﹐我再憤怒而無聲地回應。但在剛開始的時候﹐我只是嚇傻了﹐往往像被人在肚子上踹了幾腳﹐一句話都說不出來。那時我深刻地感覺“普世價值”不過是一種說法﹐一句好聽的話﹐比實際不如“利益”明顯地主掌人行事方向。有言語向我解釋“商業”若不“割喉”便算不上商業﹐有行為向我證明﹐為抓緊個人利益﹐怎樣任性也沒關係。

而我學會﹐要和它們接近﹐變成它們﹐是最好的方針。如果只需要看見自己眼前的風景﹐世界多麼簡單寬廣。我學會說“事情就是這樣”﹐而不說前面的“對不起”。學會說“那又如何”及“這和我無關”。也或許我什麼也沒學會﹐只是開發了非常適合的潛能而已。我一邊行動﹐一邊在心底驚嘆道“原來這麼做也是可以的! ”

然而我對教我這麼做﹐和允許我這樣做的這個世界都非常憤怒。這種憤怒支撐我與他們週旋下去。這中間必定有人搞錯了什麼事情﹐而我便找出更硬的東西去彎折那錯誤。可笑的是﹐錯誤裡支持這錯誤的源頭﹐也支持想扭回這錯誤的力量。因為這錯誤是“為了我自己﹐什麼都可以”﹐口號則是“為了眾人利益﹐我們要繼續努力。”

這兩者都很令人噁心。

出發前﹐我痛哭流涕地躺了一整天﹐整個人泡在冰冷泥濘一樣的預感裡。我知道有什麼會發生﹐然後它們就發生了。它們會盡其可能地踹你﹐直到你沒有動靜。直到你站起來變成它們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