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coming Mike Nichols (2016, Douglas McGrath)

西伯利亞的富戶 Peschkowsky 一家在俄國革命時候逃到維也納，又在納粹開始送“P”開頭猶太人去集中營前逃到美國。那年 Mikhail Igor Peschkowsky 九歲，到了美國，只會講德文的 Mikhail 成了 Mike Nichols. 他會說的英文只有一句: I don't speak English, please don't kiss me. 

這個孤獨奇怪的德俄小男孩在同學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其中一個同學後來成了《畢業生》的編劇。在成為電影導演前，Mike Nichols 已經是著名喜劇演員、舞台劇導演，他第一部導的戲是《Who's Virginia Woolf?》，兩年前他去《埃及艷后》片場探李察波頓，李察要他帶今天沒戲份的泰勒去晃晃。等他聽說伊麗莎白泰勒要演女主角，便要兩人的經紀人告訴她應該讓他導。她覺得也是。連運鏡都是開拍前兩週才向朋友惡補了三天的。 

舞台劇背景讓他的電影多了一份張力。長鏡頭也不覺得長，因為演技帶著觀眾走。《畢業生》的出現簡直創世紀，影響後來整個 Sundance generation。我們都是不會講英文的小男孩，硬著頭皮撐住整個世界的焦慮。 

每次想到當年的《長日將盡》原本是他和 Harold Pinter 的作品，真想知道那會是怎樣的電影。

Toledo

有些城市是歷史狂不能輕易踏足的地方，古城 Toledo 就是一例。原本只是為了去看出身希臘卻在西班牙創作出最好作品的畫家 El Greco 的作品，卻被此城羅馬帝國到西班牙內戰間兩千多年裡留下的各式揉合了回教基督教各種時期各種特色的教堂和歷史瞬間壓垮，資訊暴食下以致後來的旅程無法再跨足教堂或史跡，整個腦裡不是 El Greco 那究竟神諭或癲狂的色彩和筆觸，就是西班牙那包容各種種族文化的熱蠻熱情。 

身為回教天主教交手的前線，這地方沒被夷為平地，反而成了中世紀文化大城。1085年天主教重新奪回城池後，順道接收了這裡的建築和藏書豐富的阿拉伯文圖書館，城裡為數眾多的能說阿拉伯文的天主教徒成了寶貴翻譯人才，離教廷天高皇帝遠也是好處，全歐學者在接下來幾百年聚集此處，把天主教不敢觸碰，卻被阿拉伯學者解決的科學/哲學/天文學/數學翻成拉丁文，連古希臘哲學都是在這時才從希臘文翻譯成的阿拉伯版本輾轉重新介紹進了歐陸，奠定後來文藝復興和科學革命的基礎。

《A Tokyo Romance》Ian Buruma

七十歲的 Ian Buruma 回憶1970年代到日本居住的六年，那時在亞洲的老外遠沒有現在多，除了外派到當地的公司主管，就是全球流浪的“性癖流亡者” - 這些藝術家、音樂家、作家等在帝國時期流亡到殖民地找尋自己的一塊樂土，在兩個大戰中在歐洲做最後狂歡，戰後繼續流亡到北非、亞洲等地。是 Christopher Isherwood、Paul Bowles，或是他身邊把情人收做養子，一起生活在鎌倉古屋裡的 John Roderick。怪不得回憶錄要等四十年，這些主角大多離世，好誠實寫出當年各種生猛。 

1970藝術圈的狂歡，他覺得已經去晚了，錯過了六零年代的暴衝反動，滿是革命失敗的苦味，以頹廢的性狂歡和各類癲狂的藝術形式表現。東西並不像今日如此親密，他們像楚浮電影裡慾望著東方娃娃，娃娃也公平地將他們當自己慾望的替身。書中描寫他身邊友人和一位熱愛 Eric Clapton 的日本女性交往，友人長得完全不像卻也樂得接受，直到對方在激情時分，忘我喊出：ERIKU！！！！！ 

這樣直剖的自我清算遍佈整本書。雙性戀的他會直接寫在 LA 的性冒險「整個晚上我只記得那個男孩是台灣人」，也勇於分析「怎麼說都難以不被當成種族歧視，但誰也避不開刻板印象，就連對中國深刻了解，住在北京多年的漢學家朋友，也曾直接告訴我和中國女性做愛時總擺不開‘我在幹中國’的感覺……」。 

除了爺爺輩才能放手一寫的體會，他也描寫當年與矢頭保、森山大道、荒木經惟、東松照明、篠山紀信交流，混跡寺山修司的天井棧敷、土方巽的暗黑舞蛹，隨著唐十郎的狀況劇場去環遊演出。在這些小劇團裡他就像西方吉祥物，不是演希特勒，就是大叫「我是午夜牛仔」的俄國人。一方面他被強迫融入日本各種文化肌理（師徒制、男女差距），一方面他知道無論多努力，他永遠不會被當作日本人：他的小劇團家庭夢在某夜慶功宴顯出原形：見到喝醉的大師拿煙灰缸丟演員妻子時，還是會反射性阻止「你不可以這樣對待女性！！」而被對方回以「你終究還是個死鬼佬！！！」 

好奇的西方青年已是雞皮鶴髮的文化學者。他知道日本終究是封閉社會。他近距離觀察日本“大師”們對西方怯後生懼，羞後有恨的心情。這些觀察也影響他後來的世界觀與研究方向，完整一個青年文化學者的畫像。

在德黑蘭讀羅莉塔

「無論是什麼情況，千萬別把小說當成現實人生的翻版，而小看了它；我們在小說中探求的並非現實，而是真相的頓悟。」 

一個多月了，因為沒戴好頭巾被道德警察拘捕而猝死的女生後，整個伊朗又上了街頭。這期間又死了三百多人，大多是不願再活在極權政府下的少年少女。然而他們仍沒有退縮。有把大學食堂裡隔開男女的牆壓倒，有女子大學的學生齊聚一堂把頭巾掀掉…… 

有生之年伊朗已在穆斯林政府的管治下，彷彿它一直都是這樣。然而不過幾年前的它們明明是穿短裙跳舞聽音樂的現代社會。從自由到極權的路可以很快，歷史不只是走一個方向，它隨時可以以想像不到的速度往後傾倒。 

回憶錄描寫的是在國外受教育的作者，回國經歷政府如何慢慢在革命與戰爭時期，以宗教和反美為由一步步掌控人民自由與思想。讀著也只能心懷僥倖至少現在所在地只有國族主義，還沒有更失控的宗教指導。 

現在重讀這本書正好。二十年前寫好的這本書，她早已預言埋在土裡的種子總有一天會成長發芽。 

在德黑蘭讀羅莉塔 (2003)

September 1, 2019

我們一起清理街道，一起搬磚、抬桶，她看我赤手，找了手套給我。那時我們都不認識對方。她說她支持警察，討厭暴亂，問我是不是有朋友在街頭，都看什麼媒體。她說她只看東方日報，因為只有它中立。我說我只希望香港繼續像香港，我說我喜歡香港，因為有她這樣的市民。我說我曾經多麼期待中國更好，但再也無法自欺。她說有的，雖然緩慢，但是有的。 

路口告別，我說很開心與你做鄰居，她說希望不要再見到我。繼續清理熟悉的街道，獨力搬不了的垃圾桶，揮手向對面計程車站的人龍求救，這時的香港自然有人助手。我對著鐵桶小聲說「光復香港」，鐵桶上小小聲回：時代革命。合力把橙色鐵桶搬回路邊。 

獨自不停把路面垃圾放進黑袋，作為一個毫無用處的和理非，流汗就會忘記流淚。 

撿到了鑰匙，撿到了包。一對女性情侶問了兩次我需不需要幫忙。計程車站等車的中國記者，六神無主的台灣旅客，沒有人能幫我找失主。我只有帶它們回家。全球最昂貴的街道空空蕩蕩，警車駕駛和我友善地揮手。 那些吃鴨子喝白酒的人。說場面話上九人車回家睡覺的人。

那些對這一切感到礙眼麻煩只因破壞了他們生活常軌的人。可能你的確無需想到別人。但我偶爾還是想到你們。

香港簡史

//......1923年孫中山在香港大學演講，宣稱他的革命思想發源地「即為香港」。他說，香港的秩序整齊而安穩，和中國的混亂腐敗成強烈對比，激發他發動革命。「我恆默念...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於七八十年間在一荒島上成此偉績，中國以四千年文明乃無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 

然而1911年武昌革命，各省陷入混亂三年也達不到共和後，1913年孫中山回香港就已被冷眼相待了。沒有比香港人反應更快的。1850英美廢奴後大量華工經香港出海，美國1882年排華法案大量賺了第一桶金的華人從加澳美回流。內戰、文革、各國改朝換代都有人找來，罷工、日據也會退回廣州。 

殖民主不是聖人，也有我行我素，貪污腐敗；雖然幾十年高官沒人會講中文更罔論理解，但本土（英國）思潮的確進步較快；福利變好是英國工黨抬頭，1920/30反蓄婢是因為英國女性開始參政，想到遠方還在買賣幼女不可思議（妹仔都成了後來的桃姐）。有不給華人和歐亞混血兒住的太平山和一堆俱樂部，都是想擺脫在英國沒身分的自卑感；“高級華人”也有相應的自己的階級和社群功能，兩者不相往來，也相處得宜。還有波斯和猶太商人、歐洲各國的浪人、逃亡的俄國的猶太人、英屬印度的錫克警察...... 

戰爭、思潮，轉手的貨品流動的人，世界每一次震動，神奇小島又重組再來。70、80一切正好，唱歌、看戲、炒樓、肅貪...... 充滿希望時，開始了中英談判，讀到這裡突然每一句都恐怖又傷感，無一不導向活生生經歷的現在。 

//...... 對於香港回歸後前途的預言大多是「沮喪和徹底悲觀，最惡劣的情況是北京插手香港的政治和經濟事務，並且踐踏此地的自由，包括新聞自由、司法自由、學術自由和自由選舉。來自大陸的中國人還會帶來貪污腐敗、裙帶關係、任人唯親和其他相關惡習」。// 

是這樣吧，港口的命運是出發和到達。

在信徒的國度裡 VS Naipaul

V.S. 奈波爾在伊朗革命後去拜訪了四個伊斯蘭國家 - 伊朗、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印尼 - 以一路上遇到的人和經歷，在80年代初期寫成了這本書。與政教分離反其道而行，混合著反殖民/西方的思潮，市民即信徒，而信徒們相信只要眾人走回可蘭經時代的正道，一切問題便能迎刃而解。想把一千四百年前的道德套進今日社會並不容易，更得對後來一千多年的人類思潮視若無睹。結果上世紀的伊斯蘭比一千多年來的伊斯蘭更死磕，更堅持。缺乏細節，也毋須討論和修正，“信徒”一邊複頌經文，一邊忽略奈波爾提出的各種技術問題。教士和宗教領袖被神化，“只要把國家交給虔誠的人，一切就會好起來”。 

拉開看，不只是伊斯蘭教。所有不容探討的宗教、國族，都是這個勁道。缺乏細節的嚷嚷滿足所有心懷不滿的人，“只要____“就能滿足你所有的願望，裡面填什麼不重要。基本教義派何處都有，民粹主義發展起來都是一個調調。書中不乏與伊斯蘭信仰對抗的共產主義信徒，然而在奈波爾看來，只是牌子換了，內涵還是一樣。 

好的治理方法不是沒有，但一旦陷入意識形態的巢穴，百年、千年都脫不了身，除不了魅，還有人爭先恐後往裡跳。 

//詭異離奇的邏輯 - 如此離奇，一直到現在，我的旅程即將結束，我還是沒參透其中玄機 - 那就是伊斯蘭教復興的邏輯。在我們講到伊朗國內不公不義的冤枉事件時，賈福瑞先生曾說，他逐漸感受到，甚至在伊朗國王時期：“伊斯蘭就是解決一切的方案。” 這我怎麼想也想不通。宗教上的主張，怎麼能夠挪用來解決政治上的問題呢？為什麼不改而致力於制訂公平工資和法治系統呢？為什麼光是鑽研伊斯蘭教以及提倡完整的正信呢？ 

可是，當下賈福瑞先生就吐露出他一世為人最深沉的渴望，他把這渴望隱藏在一開始關於政治現狀的抱怨之下。他說，身為一個什葉派信徒於穆斯林，他畢生始終期望能夠見到 jame towhidi，而他把這兩個字翻譯為“信徒的社會”。 那樣的社會已經來到伊朗了：真正的伊瑪目降臨塵世，舉國歡騰狂喜，大型信眾聚禮不輟，完美的伊斯蘭教大團結。可是，這樣完滿的信眾社會並沒有導出法律、機構與體制，這些事務還是跟過去一樣遙遠而不可及。

那個信眾的社會只帶來了無政府混亂、歇斯底里，以及這間空曠無物的辦公室。此時，賈福瑞先生那台曾經敲打鍵入宣揚伊斯蘭教義專欄文章的打字機，依舊沒套上罩子，斜斜地閒置在了無他物的辦公桌上。打字機、現代化的辦公室、印刷機具、廣告客戶、配送系統、讀者。在在都需要一個複雜的、“物質拜金”的社會，而賈福瑞先生不自覺地正是這個社會的一員。這個複雜的社會，自有其不可逆的強硬規範。這樣的社會，需要的不只是信仰；除了信仰以外，還需要些別的。//

Bullshit Jobs

讀完 Graeber 一週，仍有各種心得浮上腦際，包括因遇上亂流而被截斷的稿費討論，也令人重新考慮現代經濟是從何時開始變成一個「生產胡言亂語的龐大引擎」，學校制度又是何時開始和現實脫節 - 整個世界被管理主義綁架，形成了分贓式的管理封建制。 

除了少數例外（醫生），如今越有意義的工作收入越少，為了證明分贓有理的中高層管理人拿走大部分的贓款，開無數的會、寫無數的報告，想出各種沒意義的“願景”，無非是為了證明他們的確“有在做事”。底層工蟻不但每天要忙進忙出執行日常運作，還要浪費時間填無數表格、做無數數據，真的有沒有用是一回事，數據化只是方便“把人變成一串數字”，以便進行“去人格化”的管理。 

然而工作與人類對自己的認知/身分息息相關。認識新朋友的時候，首先想知道的自然是“你是做什麼的”。當社會共識讓我們把大部分的時間花在工作上，工作無可厚非的嵌入 - 若不是變成 - 你的家庭、社會、政治、社群、文化、宗教。人身為社會動物，這才是令人難以逃脫整個結構，或脫離出來的地方。 

* 本書由他一篇 go viral 的文章開始，書中各行各業的例子則由他在 Twitter 上的提問而來，能在上下班時間憤怒到寫一篇自述寄給 Graeber，肯定也是對工作積壓了足夠不滿的人。這種”我到底在幹嘛“的感受，的確在我上下班時代時常浮上腦際（只要一不夠忙，我就會悶得要命，悶到懷疑人生 - 上班這件事從來就是對有效率的人的懲罰）。 

但我們同時必須假設，在另一頭仍有許多認為生活可以這樣繼續下去的工蟻，不然社會是如何運作的。從“有錢輕鬆也受不了不想做”到“錢夠了，也不是很喜歡，但就繼續下去吧因為人生規律就是工作”的光譜中間估計能找到各種人。 

從亞當偷嚐禁果被上帝懲罰要努力工作開始，工業革命前已有「工作的痛苦能形塑品格」的想法 - 「要根據對方有多勤奮做一件我們寧可不做的事，來評價我們自己和別人……如果你沒有從事憂愁工作摧殘身心，你就沒有堂堂正正地過活。」 人們習慣對彼此抱怨工作痛苦，像彼此顯示戰果，彷彿這就是人生不可避免（而且很有意義）的常態。 

「驅動人類的是對財富、權力、舒適和愉悅的追求」，有人工作是為了興趣愛好，但大部分的人工作恐怕還是為了一份薪水，再以薪水換取這些追求。公司如何建立大家都能忍受的制度，主管如何讓員工快樂，員工如何在工作中找到意義，變成了各式各樣的教程。 

* 許多國家的教育系統本身就變成學店與集資機器，提供各種與工作（如果這裡的工作說的是經濟生活）無關的課程，為了自己的合法化又隨之生出各種新的服務與階級，大家都在同一個機器裡浪費時間和生命，就不會有人想去拆門。

《BriefIN, BreathOUT》

我喜歡的 Google 產品幾乎都會完蛋。很久以前的 Google Desktop 讓我可以一打開電腦就看到自己追蹤的各家新聞和資料，Google+（是叫這個吧）因為算法沒有其它社群軟體這麼猛進，還在的時候專門用來貼一些比較有內容的報導。這些報導都不是中文的，因為中文內容實在污染的太厲害了。 

那是還沒有“報導者”的年代。95年離開台灣，05年讀完書回台再打開電視，已不能接受會有星座運勢跑馬燈和小吃推薦的新聞節目。無數次新聞錯譯，或將國外的諷刺新聞當真新聞報導，沒人覺得有問題。什麼第四台加入以致各台搶眼球，新聞極速娛樂化，總之溫水煮青蛙，一次覺得也不是什麼大事，一萬次就等於常態，一百萬次就是地方文化。 

網路節目加入戰場，選擇更多，雜音更多，事到如今，一小時、二十分鐘都嫌長，播放平台要看完頭六分鐘才算數，短視頻卻三秒鐘內要讓你停留。看一點中國電影就能感受到改變，一開場“轟”一下直接進入劇情。無鋪陳，不囉嗦，短視頻的腦鴉片效果會很快反應到大腦可塑性最強的群體。臉書是老人平台：寫到這裡已如同幾十萬字回憶錄那樣長。 

也並不是不好。時代沒有好壞，只有創新與調整，試錯與更正。本來就討厭囉嗦、累贅，有些內容的確需要來龍去脈，某些純粹自溺溺人。又說遠了。只是最近臉書搶出的 Threads 的 FOR YOU 和 FOLLOWING 兩種模式差別太大，FOR YOU 裡推薦的各種垃圾內容，像開了一扇窗吹進了各種無意義的惡臭。 

網路的美妙一直是可以脫離現實般接觸各種先進的新知。從08年開始，Twitter 的短文模式讓人搶先練習簡短精幹，一直用來跟上各領域喜歡的學者的近況。今年看他們一一離開，覺得是正確選擇，卻又得再次重新建立自己的知識吸收網。認真想想應該是請 AI 秘書的時候 - 那樣的效率和無視肉體，卻令身為人的自己感到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