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 奈波爾在伊朗革命後去拜訪了四個伊斯蘭國家 - 伊朗、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印尼 - 以一路上遇到的人和經歷，在80年代初期寫成了這本書。與政教分離反其道而行，混合著反殖民/西方的思潮，市民即信徒，而信徒們相信只要眾人走回可蘭經時代的正道，一切問題便能迎刃而解。想把一千四百年前的道德套進今日社會並不容易，更得對後來一千多年的人類思潮視若無睹。結果上世紀的伊斯蘭比一千多年來的伊斯蘭更死磕，更堅持。缺乏細節，也毋須討論和修正，“信徒”一邊複頌經文，一邊忽略奈波爾提出的各種技術問題。教士和宗教領袖被神化，“只要把國家交給虔誠的人，一切就會好起來”。
拉開看，不只是伊斯蘭教。所有不容探討的宗教、國族，都是這個勁道。缺乏細節的嚷嚷滿足所有心懷不滿的人，“只要____“就能滿足你所有的願望，裡面填什麼不重要。基本教義派何處都有，民粹主義發展起來都是一個調調。書中不乏與伊斯蘭信仰對抗的共產主義信徒，然而在奈波爾看來，只是牌子換了，內涵還是一樣。
好的治理方法不是沒有，但一旦陷入意識形態的巢穴，百年、千年都脫不了身，除不了魅，還有人爭先恐後往裡跳。
//詭異離奇的邏輯 - 如此離奇，一直到現在，我的旅程即將結束，我還是沒參透其中玄機 - 那就是伊斯蘭教復興的邏輯。在我們講到伊朗國內不公不義的冤枉事件時，賈福瑞先生曾說，他逐漸感受到，甚至在伊朗國王時期：“伊斯蘭就是解決一切的方案。” 這我怎麼想也想不通。宗教上的主張，怎麼能夠挪用來解決政治上的問題呢？為什麼不改而致力於制訂公平工資和法治系統呢？為什麼光是鑽研伊斯蘭教以及提倡完整的正信呢？
可是，當下賈福瑞先生就吐露出他一世為人最深沉的渴望，他把這渴望隱藏在一開始關於政治現狀的抱怨之下。他說，身為一個什葉派信徒於穆斯林，他畢生始終期望能夠見到 jame towhidi，而他把這兩個字翻譯為“信徒的社會”。
那樣的社會已經來到伊朗了：真正的伊瑪目降臨塵世，舉國歡騰狂喜，大型信眾聚禮不輟，完美的伊斯蘭教大團結。可是，這樣完滿的信眾社會並沒有導出法律、機構與體制，這些事務還是跟過去一樣遙遠而不可及。
那個信眾的社會只帶來了無政府混亂、歇斯底里，以及這間空曠無物的辦公室。此時，賈福瑞先生那台曾經敲打鍵入宣揚伊斯蘭教義專欄文章的打字機，依舊沒套上罩子，斜斜地閒置在了無他物的辦公桌上。打字機、現代化的辦公室、印刷機具、廣告客戶、配送系統、讀者。在在都需要一個複雜的、“物質拜金”的社會，而賈福瑞先生不自覺地正是這個社會的一員。這個複雜的社會，自有其不可逆的強硬規範。這樣的社會，需要的不只是信仰；除了信仰以外，還需要些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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